要有最朴素的生活，和最遥远的梦想。即使明日天寒地冻，路远马亡。世俗内外，诗意前后，这么些年，我只觉得她一字一句都在说，向上吧少年。

　　他，15岁入伍，一边挖煤养猪，一边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梦想；他曾经一举攻克汉字手写输入技术，最终被中科院破例录取。
　　他的汉王笔，一度拥有75%的市场占有率，是汉字手写输入市场上一骑绝尘的王者；现在，他面对的是亚马逊，抢夺的是未来可能孕育出世界500强的电子阅读器市场。
　　他就是汉王科技董事长刘迎建，一个看上去仍然有着军人气质的企业家。
　　商海洗礼
　　一切源于大学时的一个梦想——1978年，十年如一日挤出时间读书的炊事兵刘迎建，终于顺利考入→_→ z Z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系。在对汉字编码的研究中，他突发奇想：能不能找到一种无需繁琐的编码、符合中国人的习惯、甚至脱离键盘的输入方法呢？
　　4年后大学毕业，刘迎建被分配到总参通讯部下面的一个连队，担任助理工程师。2年后，他的“联机手写汉字识别装置”问世，一举拿下北京市软件发明一等奖和国家发明专利。中科院自动化所将他破格录取为在职博士研究生。
　　1990年，一个寻找商机的台商考察团来到了自动化所。其中一家公司看中了刘迎建的技术，委托他开发手写识别产品，并爽快地拿出8万美元。
　　紧接着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彻底改变了刘迎建。1992年之前，台湾和香港都使用他的手写识别技术。然而成立于1991年的台湾蒙恬科技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迅速抢占了台湾和香港的市场。
　　刘迎建震惊了。对手的冲击让刘迎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市场的强大力量。
　　击退摩托罗拉
　　1993年，刘迎建牵头组建了汉王公司，公司名称意为“汉字输入之王”。
　　1995年，刘迎建正式结束了军旅生涯，转业到中科院自动化所。就在这一年，汉王建成了大陆第一条电脑笔硬件生产线。1997年5月，汉王电脑笔的单月销量突破千台。
　　然而，就在汉王笔销量呈现上升势头之时，摩托罗拉旗下莱克斯公司的同类型产品“慧笔”杀入中国市场。这几乎是一场小帆船与大军舰的对抗，胜负似乎毫无悬念。
　　仔细研究“慧笔”产品后，刘迎建找到巨人的破绽，也为汉王抢得绝地反击的先手。刘迎建一边在技术上也放开内存空间的限制，加入连笔模块；一边抢占零售渠道。他亲赴各个省会城市的市场一线，挑选了40多家经销商，以货品和资金的形式入股，与他们在各个省会城市共建渠道根据地。
　　摩托罗拉不甘下风，市场上很快传出“慧笔”将推出语音识别的功能，而全球只有几家巨头公司掌握该项技术。
　　情急之下，刘迎建想到了求援，他一连跑了3趟IBM研究所，最终痛下血本40万美元，买来当时还不太成熟的IBM语言识别技术，并立马将其植入汉王笔上。推出了售价1500元的“汉王读写听”，打出了“非键盘输入”的概念，每个卖场的零售终端，都有汉王的促销员一边高声朗读，一边奋笔疾书，市场反应火爆异常。
　　此役胜负已分。1998年汉王笔销量达到5万台，猛增了150%。1998～2000年，汉王年销售额从几千万元上升到1亿多元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“慧笔”连续3年亏损，莱克斯公司最终被摩托罗拉砍掉。
　　下沉之险
　　自2000年起，刘迎建开始驾着“汉王”号四面出击。作为一名技术专家出身的企业家，彼时的刘迎建商业构想极其简单：突破一项技术，打造一个产品，攻克一个市场。贪大心切的后遗症很快显现：有的技术由于无法得到优势资源（比如资金、人员等）迟迟无法攻克难关；有的技术转化成了产品，却由于前期市场判断有误，不为市场接受……43个项目中，大部分事与愿违地以失败而草草收场。
　　最为惨痛的教训是“智能电话”项目。当时→_→ z Z价格比较贵，普及率远不如座机电话，而且很多老年人也没有→_→ z Z，更不会发短信。如果把手写识别植入座机电话，让座机电话也能够像→_→ z Z一样收发短信，那么这种“智能电话”必将掀起一场座机电话的升级革命。
　　刘迎建认定，这又将是一个可以使汉王加速前进的漩涡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指挥“汉王”号冲了进去。
　　但是，市场发展的演进与预期大相径庭。
　　2006年，眼看着迟迟不见回报的“智能电话”快要把公司拖垮，刘迎建无奈之下，只好剥离了这个曾经被他视为一柄尖刀的团队。
　　电纸书的布道者
　　经过几番波折，2008年7月，刘迎建的第一款汉王电纸书问世。它的广告语也十分生猛：让读书人狂喜，让印书人跳楼！
　　紧接着，连续3个月，每月砸下七八百万元的广告费，尤其是让汉王电纸书搭载神舟七号飞船上天，赚足了消费者的目光。空中奇兵的狂轰滥炸，让汉王迅速成为市场焦点，而汉王的地面部队也顺势兵分三路掩杀而来。
　　第一路是基于传统IT产品渠道的升级。刘迎建推动汉王原有渠道的再次细分，由分区域分产品线的独家经销制，改为分区域分产品的独家经销制，让每个经销商更专注于一种或几种产品，尤其是电纸书。于是，汉王电纸书在1000多个销售终端，开始接受消费者投来的惊奇眼光。
　　第二路是一条特别的销售渠道——新华书店。经过谈判团队3个月奔波于各地的谈判，汉王终于在湖北新华书店集团打开缺口，2008年9月，汉王电纸书进入武汉市场。
　　这第三路，刘迎建瞄准了政府采购。政府办公讲究节约、高效、环保，但会议多、资料多、文件多，导致纸张费、打印费相当高。汉王电纸书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此外，刘迎建巧妙借助了国内时下“学国学，读经典”的热潮，购买了1000本正版经典图书的版权，将其预装进汉王电纸书里，使得汉王电纸书更受政府机关的欢迎。
　　三路出击，颇有斩获。
　　一条完整而强大的产业链战线，已经逐渐拉开。在这条战线的整体推进中，汉王电纸书的销量节节攀升。
　　2009年9月，汉王电纸书销量超过索尼的电子阅读器，成为排在亚马逊Kindle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电子阅读器品牌。2009年末，汉王电纸书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95%，年销量近50万台，按照平均每本2000元的价格推算，年销售额近10亿元，将汉王的年总销售额强势拉升至10亿元以上！
　　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漩涡世界里曲折迂回10多年，57岁的刘迎建似乎正在将“汉王”号引进理想中的巨大漩涡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看见下一年的两条激流，一是汉王科技上市；二是电纸书年销量突破200万台。另外，他还远眺着那个追寻已久的彼岸——世界500强。

　　1994年，六十一岁的梁从诫放弃从事多年的史学研究，跟好友一同创办了民间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。
　　不久，他们就收到一则求助信。云南某县为解决财政困难，准备砍伐100多平方公里原始森林，而那里正是滇金丝猴的栖息地。梁从诫当即找人在媒体报道，给中央领导写信。他们的努力成功了。
　　1998年，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，梁从诫赠给他一张滇金丝猴母子照片。克林顿问：“这种金丝猴还有多少?”梁从诫回答：“不足1200只，这是灵长类中除了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唇动物。”克林顿说：“哦，那是我的表亲!”在场的人都笑了，也提醒人们要善待这些“表亲”。
　　20世纪90年代，藏羚羊羊绒披肩“沙图什”是很多欧洲人追捧的奢侈品，大批藏羚羊因此被偷猎者射杀。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组织了“野牦牛队”，与偷猎者搏斗，甚至献出了生命。“自然之友”与媒体合作，宣传“野牦牛队”事迹，筹款建立“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”。英国是“沙图什”主要经销国，梁从诫致信首相布莱尔，请求打击国际藏羚羊制品非法贸易。布莱尔很快回信，并在访华期间与梁从诫见面。1999年春，国家有关部门发动了着名的“可可西里1号”行动，严厉打击了盗猎分子。
　　不过，事情并不总是那么顺利。一次，梁从诫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，前来听讲的却只有五个人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放弃：“如果我能在你们五个人心中种下五颗绿色的种子，我就很欣慰了。”
　　1995年，他与一位官员同去风景区。官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，梁从诫下车把瓶子捡回来时，官员极不耐烦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，扔的人多着呢!”
　　他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坚持着。1999年，梁从诫应邀参加全球500强财富→_→ z Z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，中国的资源能支持得起吗?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，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不够。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，也是世界的灾难……他的话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然而在一些人看来，不过是荒唐、傻气的言语罢了。
　　还有一次，“自然之友”去内蒙古沙漠义务植树。当地人每隔七八里就横上一根木头，拦车索要“过路费”，理由是雨天行车会轧坏他们承包的路段。他们不断解释是去义务植树，改善沙漠环境，却没有人理会。结果，两个半小时的路他们用了五小时，过路费花了几百元。
　　在宁夏，他看到一对姐弟在沙漠里挖发菜，换取几分几毛钱维持生计。挖发菜对草原有致命威胁，但看着这对在严重缺水环境下长大、至今可能没怎么洗过脸的孩子，他实在不忍心责备，“与那些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的人谈环保，我有一种负疚感”。
　　梁从诫意识到，必须有一个可行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。他说，“自然之友”最大的成就不是保住了哪一座山或哪一种动物，而是为许多关注环保的人找到了一个共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。
　　“自然之友”做的都是小事情：拒用一次性筷子、不乱丢弃废旧电池、留下洗衣服的水冲马桶、给孩子们举办环保夏令营、组织观鸟小组、到学校巡回宣传等。
　　他首先从自己做起，过着“苦行僧”式的生活：两室一厅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，家里没有一件新家具；每次在外吃饭，他都自带餐具；他和“自然之友”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刷，办公室的打印机、文件柜、保险柜，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；连他坐的沙发也是捡来的……
　　作为政协委员，他穿着布鞋、骑着自行车去政协开会，结果被警卫拦住。“你给谁报到?”警卫问。当梁从诫说，他给自己报到时，警卫吃了一惊。
　　这位将后半生献给环保事业的老人，有着声名显赫的祖父和风华绝代的父母。他是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之孙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。
　　梁从诫坦言：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，那就是社会责任感。我们生于斯、长于斯，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，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，为这个社会、为这块土地、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。
　　他又说，亿万人的警觉，会形成宏伟的力量，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，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，乃至巨大的灾难。
　　2010年10月28日，这位可敬的老人在北京逝世。

　　短短几年间,郭台铭就把自己的鸿海精密集团打造成名列前茅的大企业。经过艰难的打拼,他的企业总算踏入正轨,订单如同雪花般飞来,企业利润急速上升。一年年初,郭台铭接到笔大订单,企业的高层为这笔订单欣喜若狂。
　　一旦完成这个订单,集团将迅速扩大,傲视群雄。就在集团上下摩拳擦掌,所有人都铆足了力气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,郭台铭突然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:他已经向几个关系不错的同行发出邀请,希望大家能和他一起完成这笔订单。
　　郭台铭的决定刚一宣布,集团里立刻响起一片反对声。到了嘴边的肥肉,谁还愿意和别人分享?在股东大会上,郭台铭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自己的决定。他说:“我们的利润正高速增长着,可我们和同行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差。很多同行的生意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,对我们的怨言越来越多。我们不仅要想着怎么赚钱,也要学会和别人一起赚钱,为我们营造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。”
　　郭台铭的举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人们被他的行为深深地震撼,他和他的企业也迅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。
　　几年后,郭台铭的经营遭遇到危机。当企业陷入困境时,当初郭台铭帮助过的同行们纷纷伸出援手。有很多根本不认识郭台铭的人,也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。那次的危机让郭台铭的企业再次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人们惊奇地发现,这个商人的人缘和魅力,居然可以使他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。一个和郭台铭有多年生意往来的朋友,在接受采访时说道:“像郭台铭这样重情重义的人,如果不帮他,我的良心都会不安。”
　　郭台铭今天能够成为台湾地区首富,和他这种顾全大局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一个普通的商人只会关心赚钱多少,而一个商业大家考虑的则会是方方面面的收益,这就是成功和伟大之间的差距。